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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粤西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只完成了幼儿园的教育，之后就在粤北的另一个小镇开始了我的学前班和小学生涯。刚开始的三四年并不需要借读费，和本地的同学交得一样多。然后不知是在二年级还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发现我的学费要高达800，而其他的同学只要400多，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五年级回到我的出生地完成我剩下的小学。不幸的是我没考上当地的重点中学，有两条路级我选：一是买进去，交所谓的“赞助费”，二是读当地的普通的中学，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我只能选后者。三年之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我以那间普通中学的第一名身份免试直接进入当地的重点中学，继续我的高中。每年暑假我都会从我读书的地方去到我父母打工谋生的地方——佛山。在那里住的是最繁华的禅城里的一个中下层市民和农民工聚焦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我看到很多很多。转学、借读、择校、直升先等问题我都亲身面对过，因此就有我这一篇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文章。

我国的高考制度源于1300多年前隋朝的科举制度。它是中央选拔人才，不论贵贱，让所有读书人都有机会参加竞争的制度。科举制度设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然后这个制度没有什么大问题地运作了几百年，直到动荡的宋代。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由于南方比北方稳定，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来自南方的官员明显比北方的多，朝廷中评阅考生考卷时发现南方考生获得高分的人数比北方的多，于是有人建议把中国划分成南北两个考区。过两三个朝代后，评阅考卷的官员发现，南方中就数江南一带获得高分的人数最多，北方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于是又有人建议进一步细分考区，确保各个地区的录取率差不多。最后的清朝也是因为地区录取不平的原因，最后是按行省来录取考生，而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经历几次改革也依然是按照省份来录取考生。

从古到今都是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能提供较好的教育资源。北京当地学生只需要考在广东刚过重点线的分数就能上清华北大，而广东省学生要考过去则需要最上层的分数，对其它不发达的省份考生来说就要万里挑一的分数。在自已大学，北京上海来的学生跟中国不发达省份来的学生一样少人。进了大学一年半的时间，我只与一个上海的学生一起参加过活动，其它亲历或听说的就没有一个是来自北京和上海的。

省份与省份之间的放教育水平的差异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并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存在。除此之外，即使是同一个省份，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还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在发达的省份，像广东，问题更严重。广东省内某地区不发达的教育主要就是由广东省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发现本校广东学生中来自珠三角城市（狭义）的人最多，像广州和佛山。我有一个来自佛山的同学，在以前高中那个班里算是上层水平，但在学校的排名中就很容易看不到他的成绩，他高考成绩是638（文）分，而我的另一个同学也有同样的分数，而他竟是粤北一个县级市的文科状元。我看到广东城市里很多分数在最上层的学生，都考去了经济更发达的北京上海。

农民拥有的客观文化资本很少，他们的文化消费无非就是电视、书籍、音像制品和村里集体活动，其中也就只有书籍和音像制品是可传递的，所以子女所分享到的文化资本就更少，这样无疑导致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不发达发展缓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针对北京、南京、西安等14 所院校进行的有效样本为13511 的国内调查显示，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别是不识字者子女的17.2 倍，小学的11.5倍，初中的近10 倍，高中的3.6 倍，而高中教育程度者的子女则是前三者的4.8 倍、3 倍和2.7 倍。新华社记者的有关调查印证了这一点。在这次有效问卷为87份的调查中，35名农民工表示自己“一本书都没有”，占总数的的40.2％，另外有30人表示自己的书在“5本以下”，只有22人说自己的书在“5本以上”。

对于小镇的居民，文化生活没有那么单调，小镇里书店能提供足够多的书籍给居民和学生。但我觉得这还是不够，由于城镇里学校师资的限制，不能给学生足够的视野，对于学生来说，城镇的教辅用书只能让他考上大学，课外阅读的缺乏，让城镇的学生在综合素质上落后于城市里的学生。我是生活在城镇上，对我而言有个号码即使我忘记自己的手机号码也不会忘记它，那就是小镇的邮编。我就是通过邮局来获得额外的资讯，并从一个读书俱乐部邮购了自己爱看的书。这是我教育过程的部分，因为这些底子，我在大学里才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尽管对于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但是城市里的农民工大多数享受不到这些，他们被迫居住在城市中的贫民地区。他们当中大多数与城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了农民工特有的封闭的群体生活。每年我来到佛山时，我都会帮父母忙，做些流动买卖，我们七八点种起床；而农民工没有什么资本，有不少是靠捡垃圾然后卖出去谋生的，他们一早六点钟骑着三轮车就出门了，中午十二点回来，一边做饭一边看电视，吃完饭后不睡午径直出去了。晚上我们六点多收摊子，他们要过了七点后才陆续回来，他们大多满载他们的“财富”——一大堆垃圾而归，剩下来的时间也就只有电视陪伴他们。他们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除了吃饭、干少、睡觉，就没有什么闲暇时间，顶多文化消费也就看电视。他们收入低下，再也承担不起更贵的文化消费。时间和消费能力只是造成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一个原因，城市文化将他们排斥在外的“孤岛化”状态，才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遇到的最大障碍。我在的那个小区看到的农民工的孩子大概还小，没有到适合上学的年龄，我想在城市里读书家庭要面对很大困难，他们应该会选择让子女回到老家的农村或小镇读书。

即使同是在一个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差异，有钱的可以住别墅，穷的和农民工住在同一小区。城市里中学和小学的数量比城镇和农村的要多，由于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等，导致“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出现。学生凭实力进入重点学校、重点班这点不用说，但由于教育体制的问题，学校有乱收费的机会，对那些想进入重点学校的家庭收所谓的“择校费”、“赞助费”等，边让只是富裕的城市家庭的子女有更多进入重点的机会，对收入不丰的城市居民，只能选择普通的中学。另一方面，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大学学费在近20 年的时间里疯狂上涨了25 倍， 大学生每年实际支付超万元， 相当于日本大学生的3 倍， 相当于印度大学生的20 倍。在高等教育扩招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国家管理干部子女进入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 倍，在公立普通高校，差距是7 倍，公立高职，差距是5 倍。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于高收入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本来机会少的下层居民，其子女想通过读书翻身的机会就更少。

刚才提到了乱收费的问题，是由体制问题导致的，这也疑是教育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哪都有，但城市里的尤其严重。我同学提到 他们市的一个小学校长年薪是10万多，但是发现他一年下来有100多万的收入，他是靠收取“赞助费”获得这些“额外”收入的，一个学生收大概5到6万，每年招20到30个高价生就可有他的收入，可见教育贫腐问题同样严重。

给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我想提出一些建议来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不公正，所以首先就要建立公正的教育制度。公正的教育制度，集中体现在能实行公平的教育实践，使全体适龄儿童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针对目前我国教育中的不良现象，必须淡化重点学校观念，实现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最大化的公平分配，使所有儿童获得同等的教育条件。就当前的教育制度而言，随着我国私立学校的出现，应建立公、私学校界限分明的、公正的教育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制度应当是建立在学生学业能力基础上的教育制度，通过学生的公平竞争获取具有不同层级的教育制度内的教育机会。其次，要加速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切实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收费制度，严格界定基础教育阶段学费和杂费的内容和收费标准，掐断根源，杜绝乱收费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第三，要建立和完善补偿机制，完善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完美通过“奖、贷、助、补、减、免”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特别是要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第四，加强教育入学体制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改革原有的按地域和户籍划分来选择学校的规定，取消人们头上的身份标签，保证初级阶段教育的机会公平性。最后要加大对农村和城镇家庭关于教育的重要性的宣传。我高一曾参加过这样性质的宣传晚会，鼓励学生们读高中上大学。在我初中毕业那届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同学没有上高中，他们有的缀学有的上中专，因此他们就没有什么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两三年后有些珠三角的老师调入我读的好那所初中，教育局的宣传，加上高中的扩招，那所初中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可以上高中，将来就有高等教育的机会。

最后我想以有良心的人说的话结束这篇文章：

2005 年3 月3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短评，指出“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

2006 年温家宝总理在重庆视察时说： “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

2007 年胡锦涛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 “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这一论断更是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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