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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２５年里，只有１９２５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1901年莱涅·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1902年狄奥多·蒙森(德国)
1903年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1904年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西班牙)
1905年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1906年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1907年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1908年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伊肯(德国)
1909年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1910年保尔·海泽(德国)
1911年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1912年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1913年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1914年(未颁奖)
1915年罗曼·罗兰(法国)
1916年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海顿斯塔姆(瑞典)
1917年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1918年(未颁奖)
1919年卡尔·施皮特勒(瑞士)
1920年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1921年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1922年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1923年威廉·叶芝(爱尔兰)
1924年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1925年乔治·萧伯纳(英国)
1926年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
1927年亨利·柏格森(法国)
1928年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1929年托马斯·曼(德国)
1930年亨利·辛克莱·路易斯(美国)
1931年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德(瑞典)
1932年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1933年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1934年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1935年(未颁奖)
1936年尤金·奥尼尔(美国)
1937年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1938年赛珍珠(美国)
1939年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芬兰)
1940年－－1943年(未颁奖)
1944年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1954年加·米斯特拉尔(智利)
1946年赫尔曼·黑塞(瑞士)
1947年安德烈·纪德(法国)
1948年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1949年威廉·福克纳(美国)
1950年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1951年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1952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1953年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1954年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1955年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1956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1957年阿尔伯特·加缪(法国)
1958年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苏联)
1959年萨尔瓦多·夸西莫多(意大利)
1960年圣琼·佩斯(法国)
1961年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1962年约翰·斯坦贝克(美国)
1963年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1964年让·保罗·萨特(法国)
1965年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苏联)
1966年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1967年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1968年川端康成(日本)
1969年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1970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苏联)
1971年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1972年海因利希·伯尔(德国)
1973年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1974年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1975年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1976年索尔·贝娄(美国)
1977年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1978年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1979年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1980年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1981年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
1982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1983年威廉·戈尔丁(英国)
1984年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1985年克劳德·西蒙(法国)
1986年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1987年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1988年纳吉布·马哈福兹(埃及)
1989年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1990年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1991年纳丁·戈迪默(南非)
1992年德列克·沃尔科特(特里尼达)
1993年托尼·莫里森(美国)
1994年大江健三郎(日本)
1995年显默斯·希尼(爱尔兰)
1996年维斯拉瓦·希姆博斯卡(波兰)
1997年达里奥·福(意大利)
1998年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1999年君特·格拉斯(德国)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法国１２人
美国９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６人
德国、瑞典各７人
意大利、西班牙各６人
俄国５人(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各３人
瑞士、智利、希腊、日本各２人
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各1人
直至１９９８年为止，共有９５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５９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７１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１９８２年授予马尔克斯和１９８６年授予Ｗ·索因卡(尼日利亚)之后，２０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斜度。１９９２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沃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沃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沃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沃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沃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１９４９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２５年里，只有１９２５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１９７４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３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戈尔丁(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戈尔丁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１８９２—１９７３)，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３５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１９３８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４６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４７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８５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１９３２)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本文来源：中国网
作者：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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