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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提到，举行仪式时需要四个不同等级的祭司，每个祭司的职责各不相同，每人需背诵《吠陀》文献的不同篇章。……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吠陀》内容的背诵必须完全依靠记忆。这说明印度人的圣典最实用于宗教仪礼，并在仪礼中得到实施。

对所有的耆那宗派而言，三昧沉思（Sāmāyika）是最核心的共同概念，指的是一种在48分钟之内摆脱一切行动、进入沉思之境的修行方式。

佛陀成道的第一阶段是修成四禅那（Jhānas）。（这个词的梵文形式是Dhyāna，也就是中文的“禅”和日文的zen）第一禅由伴随兴高采烈感的理性思想构成；第二禅允许通过凝神的方式使躁动的思想平息宁静下来；第三禅鼓励喜悦及努力集中心神以平静地进入沉着镇静的状态；第四禅允许所获得的这种沉着平静状态用于追溯既往所有的经验。在第四种禅境中，据说佛陀感觉被宁静沉着和谨慎之心净化了。他完全控制了自己的能力并彻底感知了周围的境况。

当仲敦巴询问他什么更重要，是佛典还是导师时，他回答说：“若没有导师，佛典将与人永远分离。”因此藏传佛教的突出特征，即通过作为“精神益友”的导师或喇嘛（bla.ma，更高的人）的联系，虔诚守信者就可以理解佛陀的激励和感召，这种特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阿底峡大师。根据传统，一个人要成为一名喇嘛，必须具备各方面的卓越才能，例如梦中探访他人，控制轮回转世，还存在思想与世界并非彻底分离的信仰。因此，藏传佛教在西方因其魔力和神秘性而获得声誉，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荣西教导说公案的沉思修行是获得解脱开悟的最佳方法，同时要摒弃佛教学说和仪式“言语”，道远禅师则把佛教精简为“坐禅”（Zazen）的实践，身处坐禅之境，意识之流决不旁落任何事务，直至心性彻底沉静、集中，不因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面分神。达到这种状态，全体体验开悟之境。

从某种层次上来讲，朝圣据传达的也是力图依靠肉体、心灵与精神上的努力去重建朝圣者与一个神灵、对人或一种神圣教义之间的联结纽带的愿望。这一点使把朝圣者及朝圣行为与游客和旅游行为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无需寻求建立一种如此的宗教情结。当然，朝拜的缘由并不仅限于此，也有人是为了寻找文化身份或体验苦修或谋求实际利益等原因而来。
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创建本地教会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督教社团已将儒家、神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各种因素融入了基督教信仰中，形成了一个有望吸引更多群众参加的本土基督教组织。

犹太教重视实践更甚于教条：一个虔诚与否，是通过其生活方式限定的。在犹太民族长达2000年的流亡离散生活中，就是这些实践活动使他们得以成功地维持并延续着自己的文化身份。

对于保罗，在房舍中聚会的那些小小的基督徒群体，就是那个地方的教会。他们完全是上帝的“新造物”的一部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男人和女人、奴隶和自由人、受过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他们都被一种信仰联结一起，这种信仰的力量强过他们之间任何紧张的排斥。尽管有人性上的弱点，他们却是指向未来上帝之国荣耀的标志；死亡也不能使他们胆怯。彼得和保罗似乎都于公元64年在罗马被处死。

当1914年还在开放的5.7万教堂几乎全部被苏联共产党政府关闭的时候，当几万名神职人员被枪毙或拘捕的时候，当除了传统的礼拜，教会被禁止从事任何的公共活动之时，当无神论定会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信仰者遭到歧视的时候，东正教依然存活了下来。苏共对俄国东正教的迫害活动，其严重性超过了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古兰经》出版穆罕默德的传教，“Qurān”，这个词本身就是“宣读、诵读”之意。它被形容为“向导”，因为人类需要沿“正道”而行。《古兰经》中不断重复类似的主题：召唤崇拜，对公正的需要，异教的无价值，末日审判及作恶者将拉受到重罚的必然性，正义者将获得酬报进入天堂等。

由于“新”宗教是一种不断出现、绵延不绝的现象，R·华理士（R·Wallis）在1984年试图根据它们回应世界的方式，将其划分出三个类别：肯定世界（world-affirming），否定世界（world-denying）和适应世界（world-accomodating）。还可以根据与既有宗教的关系，把它们区别为：扩展、完善或实践一种既有宗教；取代既有宗教；常常通过一种新的启示，引进、推进一种（或真正的）他择性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