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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KON HUANG

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速如此关注，以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不得不做出保证，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不会低于7.5%的目标。但真正让人担忧的是，中国正在朝着接近6%的基本“结构性”增速方向前进。眼下，在一系列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才能解决的问题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可持续增长轨迹远远低于过去。

自2003年以来，中国年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10%以上，其推动因素有三个，其中有两个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第一个因素是就业迅速扩大，为中国的年经济增速贡献了约一到两个百分点。由于人口结构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开始收缩，因此未来就业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迅速增长，投入每个工人的资金随之增加。这对年经济增速的贡献略高于四个百分点。不过，由于2009年经济刺激措施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中国不能再继续依靠增加投资来提高生产率。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和投资效率下滑的双重作用下，目前中国基本经济增速比历史平均水平低三到四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最后一个因素更有希望成为未来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经济增速中剩下的四到五个百分点来自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一直远远高于国际标准，主要原因是工人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岗位。不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也有所下滑。因此，北京所面临的挑战是重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便使经济在未来10年能够以7%到8%的稳定速度增长。

两个领域的改革可能产生所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是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效率，一是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将耕地过度转化为城市用地而造成的浪费，来自城市化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一直在下滑。这有碍中国从所谓的“聚集经济”中收获全部的好处，即将工人和活动集中起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相反，过度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无序扩张、房地产泡沫和“鬼城”的出现。

移民带来的好处也有所下降，因为中国特有的户口限制让劳动者难以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事最富成效的工作。由于没有正式的居留身份，他们被边缘化，无法享受许多社会福利。较小的城市更倾向于为他们提供这种居留身份，但生产力提高更为明显的较大城市却没那么愿意接受这些人。

效率更高的城市化进程会促进更为密集的聚居模式，也会让市场力量得以决定中国超大城市的增长，而不是人为地推进开发。但如果不让农民以土地使用权换来现金，进而获得在更具活力但成本也更高的城市中心重新定居的储备金，这一进程就无法取得成功。

此类改革或将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生产力的巨大差异。虽然中国城市化进展迅速，52%的中国人目前生活在城市里，这意味着生产力仍有极大的提升潜力。

允许民营领域发挥更重要的角色一直是几十年来不断重复的主题，但这样做的理由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10年前资产回报率开始稳定上升并趋于集中，当时国有企业的回报率约2%，民企在4%左右，生产力差异并不是太重要。但现在二者再度开始出现分化。

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国企和民企回报率分别上升至7%和8%左右，二者差异收窄至仅1%。虽然这两个阵营在危机期间均遭到打击，但民企回报率在那之后急剧反弹，目前为11%左右。国企资产回报率则下降至4%-5%。

这种分化也反映在全球危机之后的债务积累上，国企因此受到极大影响。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不久前的一份研究显示，当前上市民营企业的负债与利润比率较2008年低了5%，而上市国企的这一比率上升了33%。

呼吁让国企和民企平等竞争的改革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前中国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决定也无济于事，因为这只会让能够优先获得融资的国企受益。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政策行动，比如让政府退出一系列商业活动，开放其他领域让民企进入。

迄今为止进行的许多改革将起到作用，包括简化投资程序和解除资本流动管制。但除非北京方面显示出应对导致刺激措施变形的重大结构性扭曲的意愿，否则中国经济无法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所需的效率提升。

（编者按：本文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现为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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